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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记》：王小妮与“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 娱乐体育 - 娱乐八卦 - 资讯生活

核心提示

在微博上，很多普通的读者自发向朋友或者素不相识的网友推荐王小妮的这本《上课记》，用的是跟学者和书评人截然不同的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大学教育一直是大家很关注的话题，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围绕其中的种种问题、争议和困惑都不少。大多数老师在这个巨大的机器中完成自己的工作，照本宣科、中规中矩。王小妮作为一个诗人，一个当了六年大学老师的教育者，也作为大学老师中的“极少数”，尝试着关注和记录自己的一个个学生，以各种努力重建他们的常识体系。她对学生的爱的教育，也让不少同行反思：跟学生的心灵距离变得日益遥远，这难道不是老师阶层自身的病兆吗？

王小妮简介

王小妮，1955年生于长春市，曾随父母到农村插队和作为知青插队前后7年。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做电影厂编辑。1985年迁居深圳。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曾出版过多部诗集、随笔集和小说。近年作品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诗集）、《世界何以辽阔》（诗文集）、《安放》（随笔）、《一直向北》（随笔）、《倾听与诉说》（随笔）等。

“本来在家里写作的，忽然去做老师，看来有点偶然。直接起因大约在2002年的春天，和崔卫平聊天，她说，你能做老师。当时听了感觉意外，从来没想过做老师。问她什么原因，她说看你能循循善诱。或者是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也许真的能做老师？……2004年，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听来似乎会有前景的诗歌研究中心，虽然学校在偏远的海岛上，既不悠久也无名气。这个教职或者成为潜在的提示和鼓舞：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王小妮在从诗人变成大学老师之后，第一个学期没能记录下学生身上很多生动的细节，觉得可惜。从2006年开始，她就在上课的间隙，随手记录下和他们相处时发现的有趣的部分。

《上课记》就是这样一本“教后感”结集。它记录了来自城市、更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其中不仅收录了2006至2010这五年间，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开设影视写作课程期间的教学笔记，还摘选了部分学生作业和邮件。

作为一位诗人，王小妮有更为敏锐的心思，去反思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种种经验，也耐心观察着年轻学生们的精神和思考状态。她深深地理解学生们的焦虑：“面对现实，批评今天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是最无力和最不人性的。如果他们不焦急，不知道养活自己和改变父母的生活，反而有问题。”她反对学生们使用僵化的“好词好句”，让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去朗读诗歌、表演小品，唤醒最亲切鲜活也最原初的感觉。她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

学者崔卫平表示，诗人王小妮转而从事教育，她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一首教育诗。“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由她的笔下描绘出来的那些同学，各显各的神通。这是我们时代最好的灵性教育读本。”

??作者访谈??

王小妮：学生才是大学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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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的问题最大问题是没人把学生当做主体

南方日报：现在大家常常在谈大学教育的种种弊端。从你所接触到的层面，最有感触的地方来说，你觉得现在大学教育的问题主要有哪些？这些问题最让人困惑和难以解决的地方在哪里？

王小妮：大学最大问题是没人把学生当做主体。

南方日报：你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背景，发问卷了解他们的家庭出身，来自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年收入等等。有点社会调查的感觉。对他们做这些细致的调查是不是跟记住他们的名字一样，转入对他们个体的关注？

王小妮：如果全来自大城市，家境宽裕，常有课外书看，课就不是这个讲法。老话不是说“因人施教”吗？

我的插队经历和多年边缘的生活，也天然地使我更关心这些并未享受到平等教育机会和生存权利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更昂扬快乐，因为他们的艰辛生活本身就是“珍宝”，每次面对新学生都会说这个。2011年我给学生推荐了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

南方日报：朱大可老师说，我们给本科生上课，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纠正中学教育的错误，把被洗过的脑子重新洗回来。你怎么看待中学和大学之间的洗脑与反洗脑？

王小妮：中学也有好老师，所以书中列了那么多完全不相识的老师的名字，那些老师可能不会想到还被人记得。当时是灵机一动，请同学们写出对他们的价值观有影响的老师，这提议就是课间休息铃响的几秒钟内发出，上课铃再响，名单重重叠叠已经交到讲台上了。无论这些老师在多偏远的地方，希望他们也能看到这本书。

大学里照本宣科的是绝大多数，像朱大可和我都是少数。我试着做的应该只是人之“常识”、“常态”。而洗脑和抗拒洗脑是个巨大的话题，呵呵。我毫无给人洗脑的能力和企图。我抗拒“洗脑”这个词，它是个坏词。

南方日报：有学者提到，现在关于大学教育，从钱学森之问到北大校长的化学歌，都是大众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孔庆东也作为大学教授中的一个极端形象，成为人们谈论大学形象时一个有趣的存在。有人质疑，为什么某些缺乏基本常识和人文关怀的人也可以在“兼容并包”的保护伞中存在？在这种环境里面，大学生的是非判断能力如何建立？

王小妮：2001年听过孔庆东给北大本科上的一节课，中规中矩。我想大学不能管束教师的思想，他怎么讲是他的自由，他的言论由他个人负责。社会也不用“过度爱护”，把大学生想象成应声虫，听多了，听到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自有判断。一个来蹭课的学生曾跟我说她不能全接受我的看法，她表述得很矛盾又有点怕伤我的心。我说很正常，你多听多看多想。

谁的价值观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特别是20岁，正是敏感多变的年龄。我20岁那年还在跟农民学习种谷子呢。和大道理大学问相比，我更相信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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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大学老师上课更多的时候是自救，我很不喜欢好为人师

南方日报：在《上课记》的封底上有这么一些文字：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大学老师，总会不自觉地关注学生而不是书本。朱大可老师在书评中也说：“她敏感的女性触手，每天都在精细地捕捉学生的反应。”你的这种捕捉源于什么？是跟你是女性、是母亲有关，还是跟诗人善于观察和发现的特质有关？或者是作为一个教育者的本能和责任？

王小妮：都有关，喜欢孩子喜欢年轻人。

写诗的人一定与常年教书的老师教到麻木不同，细微而敏感。

有“教育者的本能”吗？我觉得没有。教育者是一份职业，糊口的饭碗，而母亲、诗人都不是职业，因为不是混饭吃的，才入心，才假不了。

南方日报：我看了你在书中对所有学生的记录，非常感动。同时也觉得很沉重。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经历的种种，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的？就像心理医生面对病人，他们向你袒露内心的真实情感，会不会让你觉得有负担？

王小妮：我有孩子，有在乡下插队七年的经历，有多年来远离庙堂的感受，所以比不得医生，医生管救人。在大学七年，给超过一千个学生上课（不是都来上课，逃课的也在名册上），更多的时候我是自救，不这样上课还有什么乐趣，轰轰隆隆讲两小时混两小时的钱？

从来，我的孩子和我说什么我都会默默听，最后再说出我的看法。跟学生也差不多，但后者我会很谨慎地给出意见或者请他们再想想，再听听家长的意见，我很不喜欢好为人师。很多时候，学生并不是想听你的“指引”，只是能对一个大人说出来，这份信任我珍视。

南方日报：你尽量去记住每一个学生的名字，这对于你和他们意味着什么？

王小妮：坐在下面黑压压的他们，各自有名有姓有脾气有故事，开始我没想到，叫出一个学生的名字能让他快乐一个中午。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多好。有了这个开始，我们才可能成为朋友，我的“念经”才可能被听进去。一个名字不过两、三个字，你叫他一声，他会忽然觉得自己存在着，被人在乎着。我的学生中很多留守儿童，跟父母长久分离，他们的内心都快孤僻成冰了。

南方日报：你书里面的学生都个性鲜明，正如你说的“在生活的角落里，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可以看出你用一种理性和爱交织的目光来看待他们、温暖他们，他们给了你什么？

王小妮：当一个孩子默默跟在旁边，忽然低声说：老师，我信教了……那是什么感受！这七年我很感恩，我眼里的“80后”“90后”很多都是内心丰富、情谊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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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这件事无用功他不愿意付出时间精力，这是多年教育的“硕果”

南方日报：你说有时候去上课，感觉是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为什么这么着急？谈什么？

王小妮：从2007年的“肖志军孕妇签字”事件他们起初的冷淡，我们的课上开始加新闻时事，直到2011年底我的课结束，没间断过新闻环节，有很多时候是谈谈最新资讯。

另外，我理解的“备课”和写作一样，它应该是个灵感突发、不断修改、激情涌动的过程，有时候，一次课的讲法会反反复复变好几回，如果能被最后确定的方案激动，会急着去上课，去对他们说。好像改来改去字斟句酌，把一首诗改得很好，急着想找到人读出来。恰恰有个房子里有人正等着你说点什么，多好的机会啊，写诗的人一定理解我说的这感觉。

南方日报：对于在戏文课堂中加入新闻时事，应该也是你的一个创举。你认为这些孩子为什么并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事物？以及在“强迫”他们了解这些新闻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

王小妮：不关心，因为没用，和他本人没关，无用功。他不愿意付出时间精力，这是多年教育的“硕果”。有学生说，过去他的电脑上一跳出“新闻栏”，他就骂一句关闭它，现在他会打开看看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就此逐渐地学会担当，那可就太庆幸了。

南方日报：你在书中多次提到，让学生抛弃所谓的“好词好句”，而他们接受起来很困难。但是后来我们在书中所附的学生作品中还是看到了很多朴实的好文字，你是怎么让他们完成这样的转变的？

王小妮：开始困难，一旦开了头，就毫不困难了。真正的困难是离开了这间教室，他们还会翻出“好词好句”，自觉地又跳回老套子里。不能全怪他们，社会太强大，潮流太严酷，他们顶不过，就随波逐流，一个学期18周课，和个人无奈的一生比算什么。所以，悲哀。

南方日报：当大学老师这些年，你对于学生，对于教育的心态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有没有什么改变？

王小妮：开始像普通老师一样总想要教他们，甚至带有“教育者”先天的强势，后来渐渐变得很多，我发现过我身上不知觉的暴戾和他们身上被压抑久了正暗淡下去的光泽。这些都得改变，不然不配做个施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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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记》之后我本性就是不谋求“正途”“正位”的人，不然就没有《上课记》了

南方日报：有人称这本书为“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对于它的价值和意义你本人怎么看？

王小妮：如果说它有价值，它的价值在于真实，没有虚构。如果不能带来改变，它也只是一叠印了字的纸。

拿到实体的书，我的感觉很奇怪：读者不会想到为写这些字得付出什么。

南方日报：你的学生看到《上课记》有什么反馈？你周围的人呢？

王小妮：收到学生的邮件，多是感动，文字间的好多东西其实他们还没懂，或者永远不会懂。周围人？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感觉做老师的眼神游移，好像听到他们心里说你在干什么？我知道我出位了，我本性就是不谋求“正途”、“正位”的人，不然没有《上课记》。

南方日报：书中的很多细节让一些同为大学老师的人深受触动，比如通过算一笔账，发现学生要为每一节课付50多块钱。现在我们接触到很多老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一节课对于学生的价值。

王小妮：我大概也知道正常的大学老师们在干什么，看他们为2万元的经费争，真想笑。

不要以为避害趋利天经地义人人皆如此。人世间总会有例外，我对学生说：在别人都这么想的时候，总有人要那么想，这40年来，这个土地上的诗人们一拨拨都是这么过来的。知道他们没听懂，但是我要说。

南方日报：你说“上了六年课，我相信做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这些问题具体指什么？

王小妮：教育体制不变，或者更大的东西不变，一个人所做的绝对只是飞蛾扑火。

南方日报：那么在付出这么多之后，有时候可能看不到明显的成果，或者像你书中所说，这些理想主义，这些单纯，可能在他们毕业之后就会荡然无存。那么你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王小妮：首先，是为我自己坚持，一个写诗的人本能的抵御和挣扎。还有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们，他们也必须为自己争得未来。

南方日报：很多人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都会遗憾自己没有遇到你这样的老师。对于这些人，你认为他们应该怎么样进行自我教育？

王小妮：我只是死心眼了点，把写诗的气力滥用于四面八方了，只要不违抗一个生命渴望自由的本性，人人都能获得自救。

众议《上课记》

朱大可：一种充满细节的教育

在一个喧嚣的时代，没有人会如此使用教学听诊器，静静地倾听那些年轻心脏的跳动，看到“在生活的角落里，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她如此耐心而友善地对待他们，感受他们的疼痛、喜悦、忧虑和希望。这是一种充满细节的教育。良好的教育，必须具备这样的细节；而只有善良和爱，才能产生如此丰富的人性细节。在课堂展开富有人性色彩的美育和情感教育，让阅读和写作都散发出日常理性的光亮，这显然是一种最好的营救。

小妮的诗风始终简单质朴，她的随笔亦是如此。没有奢华的语词，没有夸张的铺叙，也没有常见的道德煽情，整部《上课记》犹如一个简单的速写本，线描了一个普通教师的细腻感受。她在课堂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发现了人性、诗意、情趣和生活的痒点，但反射在文本里的，只是一种恬淡而简洁的日记体回响。我想，海南大学的电影电视文学专业的学生有福了。跟她相比，我不是合格的学生，更不是合格的老师。

蓝蓝：一个时代真实的映像

在这本书中，她记录了从2006年到2010年五年间和学生们相处的故事，记录了来自中国各个省份、城市、乡村孩子们的言行，记录了她对于教育的严肃思考。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学生，不是抽象的数字，那是一个个有感受有喜怒哀乐的生命，一张张青春的脸后面是一个个组成社会的众多家庭。王小妮以她深切的爱，自觉负担起在这些年轻人心中点燃理想主义之火的责任。

这是一本令人心惊的书，也是一部沉痛的书。它记载了一个时代在年轻人心中留下的恐惧、迷茫、贫乏、冷漠，也记载了一息尚存的希望、温暖和抗争。它以最敏锐的触角，触及了社会各个层面最深处的暗潮涌动和它们对年轻人心智的影响，也袒露了一个教师秉持良知和责任倾尽心力热爱和引导下一代人的赤子之心。——这甚至不是一本关于教育的书，甚至不仅仅是一个教师和学生们交往的故事，它是一个时代真实的映像，关乎到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未来。

申霞艳：一本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

王老师一再谦虚地强调《上课记》是任何一个老师都能写的。其实能写和能做、能想是两回事，记录本身是容易的，一时的慷慨激昂、愤世嫉俗、忧国忧民是容易的，难的是始终如一的坚持，无论路上碰到什么打击、障碍乃至侮辱，仍然沿着理想行进。她在课堂的努力虽然只是面对她教的那群孩子，但我相信，这群孩子同样会影响她周围的朋友、她未来的下一代，所以，教育的深远影响和精神意义绝不是一双世俗的眼睛可以随意评估的。

《上课记》不仅是本个性化的写作教材，也是一本社会学的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王小妮从不高高在上，对学生凌空蹈虚地指手画脚，对于学生的兼职、舞弊、缺勤均持理解之心。她对学生的痛苦感同身受，将自己对学生的误解坦白招来。她并不美化学生，她们的点名诡计、对老师的奉迎讨好、助学金的分配不均等都从实记载。《上课记》没有经过科学的问卷设计，却相当散淡而人性地录下了当代大学生的困境；虽然各年体例不统一、显得没有规划，但却相当性灵。

南方日报记者 陈祥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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